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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的外商投资法与中美贸易摩擦

2019年07月10日 23:26 来源:中国智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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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减少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限制,3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新的外商投资法。由于该法律直接回应了美国最关注的问题(如强制技术转让),许多人将新的法律框架视为中国在贸易战的谈判中向美国提出的和解。然而,贸易协议的达成还很遥远。在中国加强对各个领域的控制的背景下,贸易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是否继续实施“改革开放”。

外商投资法对外国公司商业环境的影响

为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中国加快了外商投资法的立法进程。为了迅速通过这项法案,中国做了很多努力。中国将2015170项条款的草案修订为约40项条款的新版本,而且40条中很多都只有一句话。外企对法律过于模糊和缺乏实施细节表示担忧。然而,期望一部法律能完全解决他们所有的顾虑是不现实的。

人们将这项法律视为中国愿意回应外国企业的顾虑,具体问题包括:强迫外国公司将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歧视外国公司的采购货物;外商投资要接受安全审查。

许多评论家都强调细节很重要。例如,这项法律没有定义安全审查的性质。令人欣喜的是,新法律承诺各机构保护外国企业的机密信息,违反规定的将受到惩罚。但要在国家和地方层面调整中国现有的法规和政策以符合新法律,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

行为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违反新法律精神的行为会继续出现,但有希望降低频率。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进步,尽管对外国企业来说太慢了。

新法案与中美贸易战

中国认为新法案可以直接应对美国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这些报告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提出质疑,如对外国企业的歧视和知识产权窃取。

许多指责在法律上无法证实,但传达出的信息是清晰的: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不公。新的法案是中国试图重申其贸易惯例与国际标准一致。新法案表达的是意愿,但外国企业需要的是行动。现在的困境是双方都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一套法律能解决的,甚至中美可能达成的贸易协定也不一定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双方需要确定出一个基于规则的制度方向。

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意愿

近几年,中国把重点放在对外政策和政治问题上。对外是世界大国崛起的模糊但广泛的信念。与这一愿景密切相关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从内部来说,中国的关注点在打击腐败和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因此,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详细部署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受到了忽视。

在长期的经济放缓中,中国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犹豫不决。政府官员忙于处理高债务水平和制定灵活的汇率体系。这样的犹豫意味着忽视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差强人意的业绩。政府促进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但保持国有的主体地位,这一策略并不奏效。政府对如何解决问题并未达成一致,因为权力与国有企业在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息息相关。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是领导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与长期前景

许多人把中国的经济放缓视为其致命的弱点。中国现在是一个中上等收入水平国家,并将会在数年后成为高收入国家。因此,经济增长率一定会从两位数水平下降。其他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年增长率甚至从未达到7%8%。这种经济放缓与数十年前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非常相似。中国经济下滑不会那么急剧,而且在很多方面表现会更好。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容乐观。中国的经济增长由过度信用扩张带动。如今的担忧更多的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增长率。中国需要增加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投资效率,因此政府必须解决低效益的国有企业问题,并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时严格筛选。如果这样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仍可以保持6%7%的增长率,甚至比亚洲其他相似的案例更能持久增长。

中美贸易协定可能是什么样的

中美达成协定的可能性很高,但结果更像是临时停战而非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承诺易作,但执行难施。尽管中方表达了最好的意愿,但执行中的违规仍会层出不穷,一些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中美双方都需持续努力、解决争端。最好的选择是WTO调整结构。这样的方法会使问题解决进程更加有规则,也为国际仲裁提供了中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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